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的青山，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因为好朋友都在学校，而我偏不在。
我喜欢雾霭烟横的晨昏，一如我喜欢晓阴翳日的微雨天气。薄雾与轻阴笼罩下的世界，虽然是那样地迷离恍惚，使人有无处不凄凄之感，但是霏雾弄晴的光景，不是已予人无限的希望吗？——浓雾微阴之后，必能看到更灿美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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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我的生活好像我手里这管笛子。它在竹林里长着的时候，许多好鸟歌唱给它听；许多猛兽长啸给它听；甚至天中的风雨雷电都不时教给它发音的方法。一次聚餐环问四周，大家有酒垫底，纷说心曲。原来每人都有因歌而生的联想。这纯粹属于个人的联想大多莫名其妙，不伦不类，但却是滚热的，浸着情感的，因而人人都露出敝帚自珍长相随的神色。
藏民对山是敬畏的。每一座山都是一位神佛的领地。这里的山水是藏民的祖先千年来歌颂的，因为每一寸土地都有格萨尔王征战的遗迹。为了幸福，为了永远的安宁，格萨尔的白马踏过这一切，英雄们的血洒过每座山梁，沟谷。仇恨使人变得狭隘，痛苦却使人变得宽容。痛苦使人变得忧伤，但同时一种柔软而坚韧的信念使我们永远有梦，梦想又使生活。归羞涩与质朴。
我常在想，万籁俱寂的夜晚，史怀哲的琴声，伴合着黯黑的自然界虫鸣鸟叫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却是天天闻。这些医生、护理人员、黑人、病人，甚至百兽，都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听众。
这里还有风，能看着风从雪山上吹来。风带来万年前那场雪积下的寒意，啸声中又夹着僧徒虔诚的叹息。这风还使那神鹰高高浮在空中。
几年前，我最后一次扮圣诞老人时，知道一个家里有4个小孩。去他家之前，我给他们每人备了一个玩具。他们的家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些小家伙整天都在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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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张开我的双臂，愿将我全身的皮肉，碾成一张大幕，为我的青苗遮挡狂风、暴雨、冰雹……善良过分，就会变成糊涂和愚昧。厄运只能将弱者淘汰，即使为它挡过这次灾难，它也会在另一次灾难里沉没。而强者却会留下，继续走完自己的路。
我的思绪也隐约而飘忽，捉摸不定。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只能苦笑，我连自己的命运也闹不清，焉知“天命”？古诗人又说，人到中年万事休，我又有些于心不甘。中年是人生的秋季，而秋季是属于收获的。春华秋实，青年时代开什么花，今天就收什么果。是甜、是酸、是苦、是辣，反正你都得兜着，不用埋怨，也不必悔恨。赞叹，惊服，是诗人之始。思索和迷惘，是哲学家之终。这些情绪，其实不也就是我们常人的情绪吗？所不同的是，当那些美好的花瓣在我们眼前绽开，那些萧飒的秋风四面袭至，我们大多数的人只能在讶异中缄默——因为，我们不善以人间字汇来形容自然。而当生老病死在我们眼前排演，当人类的悲喜剧在我们自身演出，我们虽有万千种感悟，却无法用。
在一个商店门口旁的旮旯里我看见了旧书摊，快步地走了过去。卖书的老者喊道：“要书吗？姑娘，这是最流行的《几度夕阳红》，琼瑶的。”我没理会，突然，我发现了几本捋了角的《读者文摘》，一本是八五年的，两本是八六年的，还有四本是八八年的，我不假思索地全装进包内付了钱就走了。”“我把买来的书全摆在酿皮馆的小桌上，我的顾客越来越多，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兴隆。人在西藏不单只有藏民，还有来自内地的汉人，来自异域的尼泊尔人、印度人、欧洲人。他们都喜欢这里，他们都需要这里。因为在这里能找到先民在我们心底深处遗留下的对自然力的敬畏，能找到崇高和纯洁的注释。
再年长了几岁，西化渐深，对老先生的批评更多了。父亲的英语颇有限，洋歌洋曲一概听不下去。吃饭的音响效果很强，特别是喝汤的时候。人人都说他谈吐风趣，久而久之我就听腻了他的笑话。青少年时代的叛逆性，有时也不是礼教，权威甚至亲情可以压得住的。于是我的意见逐渐甚多起来，进一步演变成态度相当不逊。对着父亲当面抢白有之，对他嗤之以鼻也屡见不鲜。记得也曾有各不相让的场面，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最后是息事宁人，大家少说话免得怄气。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或‘罚’，无‘旧’可‘毁’；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后来，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看一个感到孤独的波兰男孩彼得。彼得和他父母刚从波兰到美国来，住在贫民区里。我手里拎着装有玩具的袋子，走上他家门前的台阶，伸手敲了门。当我走进彼得的家门时，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盯着我。“这样没有用的草包，去了岂不是给人吃掉了。”他们整日就反反复复地在讲这句话，机票钱总也不爽快地发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