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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亚心网    发布时间: 20-12-04   【字号:      】

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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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制度文化作为基础。排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正式制度,但如果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不严格,那么遵守规则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有时候社会舆论虽然起到监督的作用,但在监督力不强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不排队或插队的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在银行、机场等地方,排队制度已经由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即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经济后果——效率损失。

经济学家奥尼德·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两个原则: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好的制度也应该满足这两个原则,下面我们就用故事解释一下。股市中也是如此,机构投资者往往需要对企业有深入的分析才能进行投资,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进行行业分析、企业调研、财务分析,但散户投资者却相反,他们没有能力承担炒作成本,但同时资金量小运用灵活,可以适时选择机会,等着大猪们为自己服务,而操作的关键是找到有大猪的那个食槽,并等到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形成时再进入。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入手,假设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吸烟者,一个不吸烟者,他们就是否允许在房间吸烟发生冲突,庇古的做法是,对吸烟者进行征税,来补偿不吸烟者,而科斯的办法是将空气的使用权授予某个人。

很多公司都愿意以超过市场价格相当多的溢价来收购另一家公司,结果当收购完成以后,结果并非股东们想象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人曾号称要买下美国电影象征的好莱坞,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三菱地所1988年以14亿美元买下的洛克菲勒中心,最终亏损高达880亿日元;松下1990年以61亿美元之巨买到的环球电影公司也在5年后贱卖给了希格拉姆公司;索尼还算幸运,收购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尽管没有贱卖,但由于管理不善,到1994年其账面资产就减值34亿美元。再回想一下,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应该更为保守地报价,这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设立更多的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应该给学生们教育券,不强制他们上公立学校,他们可以拿券去私立学校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教育券,这样能够增加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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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尤金·法马,这为来自波士顿的“金融思想家”提出了开创性的想法——“经理市场竞争”,他认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因为,在竞争性经理人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取决于这个经理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的考虑,以及迫于外部市场的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那些试图偷懒或者不努力的经理人将无法在未来获得更好的职位。法马将代理人市场竞争的因素引入委托——代理理论,从而使该理论在结构上有新的发展。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当然,以博弈论专家为主的拍卖设计小组为这次拍卖进行了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不仅理论分析了叫价过程,并且利用电脑模拟拍卖设计方案,尽量消除了流程中的漏洞,确保拍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假定在一个大学宿舍,宿舍中住了两名学生,大家决定合伙购买一部电视,电视价值2000元。显然两个人对电视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学生A仅仅愿支付600元,而学生B则愿意支付1500元(或许他更愿意看电视,也可能他更有钱)。假定,两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代表了电视对他的效用,那么评价之和2100超过了2000,因此最终效用大于成本,应该购买电视。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将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永恒话题。而无论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都是和我们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不过请相信,请相信经济学家们正在为此努力着。

喷雾器的使用会破坏臭氧层,过度的捕捞会造成鲸鱼的灭亡,过度的砍伐会造成沙漠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因此上述活动无法达到最优化,每个人按照自身的利益独立选择其行动,这与总体利益并不一致,有利于个体的行动未必有利于其他人,因此每个人所获得的剩余利润与总剩余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原因在于个人的决策不仅影响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其他人。A和B都属于不太愿意看电视的,我们以A为例,在B、C都说实话的情况下,如果他真实报告了自己的效用500,减去成本后A的净效用为500-1000=-500,此时,假定B、C都说真话,从而净效用之和为-500+1500=1000,显然A的加入不改变最终的结果,仍然购买电视机。但是,假如A为了表达不购买电视机的意愿而有意说谎,比如说谎报其效用为-1000,这样则其净效用为-2000,此时总效应为-2000+1000=-1000,从而结果变成不购买电视,对A有利。A此时显然损害了B与C,因为他改变了B、C两人的决定,因此要对A收取1000元的克拉克税,此时他说真话时只损失-500,而说假话则要支付克拉克税,损失为-1000。




(责任编辑:俞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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